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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監管效率、降低監管成本——“集體訴訟制度”終于正式提上日程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

1992年10月,中國證監會成立之后,關于建立中國“集體訴訟制度”的呼聲就不絕于耳,尤其是“大慶聯誼、銀廣夏、瓊民源”等一批上市公司造假案出現、人們發現單一投資者維權難度巨大之后,在中國資本市場建立“集體訴訟制度”則顯得十分迫切,而每每發生上市公司造假,每每出現單一投資者維權成本高、效率低的問題,都會讓“集體訴訟制度”變成市場焦點。

現在是動真格了。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,通過《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(下稱《決定》),《決定》明確提出:“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,探索建立集體訴訟制度”。

盡管《決定》提到的“集體訴訟制度”是針對消費者而言,但如果消費者能夠通過“集體訴訟制度”低成本、高效率地成功獲得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,那為什么這樣的好制度不能擴大到投資者?至少,我們完全有理由做出這樣的期待。

實際上,中國證監會相關負責人在今年6月28日在談及“關于科創板如何考慮投資者民事權益救濟安排的問題”時透露,為了幫助投資者依法維護自身權益,針對實踐中存在的民事權益救濟機制不完善的問題,將重點做出多方面專門安排,其中包括推動建立“證券集體訴訟制度”。

《決定》提出,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,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、競爭力、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,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。

從法理上講,“集體訴訟制度”屬于非常典型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。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的實踐看,針對資本市場的“集體訴訟制度”是維護中小投資者非常有效的利器。

資本市場監管的核心理念就是“維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”。其關鍵理由是:機構投資者或大資本投資人有足夠的專業能力、法律能力和經濟實力維護自身權益,但中小投資者不行,所以政府監管機構也應站在中小投資者立場上,避免以大欺小的“失衡”。但是,把所有監管任務全部交予政府監管機構并不現實,畢竟政府機構人手、經費、精力都是有限的。所以,中小投資者維權需要更為強大的法律力量和社會力量。實踐證明,集體訴訟制度就是一股強大的法律和社會力量。

集體訴訟源自17世紀英國的“衡平法規則”。此前,英國普通法法院的訴訟程序被固定在“一對一”的原告和被告之間,遇到“一對多或多對一”的情況必須分別提起訴訟。為避免重復訴訟而產生的高額社會成本,英國設立“衡平法”法院并受理“一對多或多對一”爭議。這樣的規則1842年被美國引入,美國《衡平法規則》首次明文確立所謂“集體訴訟制度”。170年來,這部法律幾經修訂,目前美國聯邦集體訴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66年《聯邦民事訴訟規則》第23條,而這一條款在1998年和2003年又經過兩次修訂,2005年獨立為《集體訴訟公平法》。

有了集體訴訟制度,投資者則無須“一對一”伸張權益,而可以集體委托律師對資本市場違法者實施權益追索,這將大大降低中小投資者訴訟成本、提高訴訟效率。在美國,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“安然公司財務造假事件”。整個事件中,除美國證監會(SEC)為投資者主張權益之外,更重要的是集體訴訟制度為投資者挽回大量損失。在安然案件中,投資者總計獲賠120多億美元,其中通過集體訴訟獲賠金額則超過72億美元,創下美國歷史上證券集體訴訟最高賠償額,而且這個記錄一直保持至今。

集體訴訟制度還可以衍生出一個強大的專業維權群體:以此為生的專業律師群體。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緊盯上市公司,一旦發現上市公司足夠嚴重的違法問題,而這一問題又對股價產生重大影響,他們就會主動聯系投資者,一面上告到證監會,一面鼓勵投資者發起集體訴訟,而自任代理律師。盡管這是專業律師為了自身飯碗而從事的職務行為,但它客觀上起到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作用。

可見,集體訴訟制度是資本市場上制約上市公司行為的一股強大震懾力量,同時也是有效維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有力武器。

11月4日傳來的消息是:中國證監會黨委傳達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。證監會黨委強調,積極配合推動《證券法》、《刑法》修訂,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,顯著提升違法違規成本,持續凈化市場生態。

編輯:周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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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網絡編輯:周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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